劉天倫 Frink Lau 2012 和平紀念日隨筆

劉天倫 Frink Lau 2012 和平紀念日隨筆

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公鄭曾祜(就是劉天倫 Frink Lau 的媽媽的爸爸)七歲時離開安徽黟縣的老家前往北平與他的父親鄭穎孫(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曾祖父)一起生活，七七事變後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公因為參加過抗日活動所以離開北平，他與他的朋友們組成劇團，在全國以及南洋巡迴演出話劇和國樂進行募款，募得的款項交給國民政府進行抗日戰爭，總共募得的金額在當時可以購買十架飛機。
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公鄭曾祜因為他的母親李鳳嵐(劉天倫的外曾祖母，就是劉天倫 Frink Lau 的媽媽的爸爸的媽媽，她是我外曾祖父的第一任妻子，在生完我外公之後不久即過世；之後外曾祖父續弦娶第二任妻子蘇謙悌，後來與外曾祖父一起來到臺灣，在劉天倫幼年時仍在人世)的父親李麗川(劉天倫的外玄祖父，就是劉天倫 Frink Lau 的媽媽的爸爸的媽媽的爸爸)曾經(在清朝)到臺灣任官的關係，自幼就想到臺灣一遊；所以抗日戰爭勝利時自願到臺灣來進行接收(那時全中國國民政府需要進行接收的帝日占領區很多，並不是只有臺灣)，我的外公在民國34年十二月來到臺灣，他服務的單位是長官公署，他的職稱是接收專員，他的長官是後來曾經在蔣介石總統過世之後、蔣經國總統就任之前擔任過中華民國總統的嚴家淦。
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公鄭曾祜民國34年一到臺灣就認識了當時在書店工作的外婆陳麗艷女士，並且向外婆學習臺語(或稱閩南語、河洛語，使用族群主要分佈在福建和臺灣兩省)，「看到外婆的第一眼就認定這位就是要娶的女人了」。和平紀念日紀念的是228事件，在國民政府的增援部隊登陸臺灣以前是臺灣的武裝群眾搜殺外省人，增援部隊登陸以後是軍隊進行清剿。228事件發生當時臺北市幾乎每個路口都有憤怒的武裝群眾檢查路過的行人是不是外省人，只要是不諳臺語(或稱閩南語、河洛語)一概被當作外省人處理，當時也有一些臺灣的原住民和客家人因為語言不同而被當作外省人殺掉。
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公鄭曾祜在228事件發生的時候也在路上被武裝群眾抓住進行盤查，因為和外婆談戀愛的關係，他當時已經很會說臺語(或稱閩南語、河洛語)；但口音還是不大一樣，於是武裝群眾就問他住哪裡，我擔任接收專員的外公實際上是住在外省人住的宿舍，但那時可不能這麼說，所以我的外公就報上我的外婆的地址，但是那些人不太相信，一直尾隨外公看到他進入了我外婆的家門才離開，我外婆看到他非常驚訝，說外頭現在這樣(專殺外省人)，你怎麼敢來，他說如此這般，於是我的外公和外婆就這樣平安地度過228事件；再過數年，他們結婚生下劉天倫 Frink Lau 的媽媽。
後來美國人有個安全總署，提出一個公費留美深造，替臺灣培養大學師資的計畫；這個計畫第一批留學生包括劉真和顧柏岩，第二批包括張甘棠和我的外公鄭曾祜。我的外公因為通過了美國人的考試，得以去賓州大學留學，回臺之後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擔任教職。那時日本的琉球大學也需要師資，於是我的外公參加了一個交換教授的計畫，到琉球大學去教書，臨行前我的在日據時代曾經在總督府工作過的外婆陳麗艷女士替外公用日文寫出一篇典雅的演講稿讓他背下，他到琉球大學把這篇講稿一字不差背出來，頗獲好評。因為在北京城長大的關係，我的外公說得一口京片子，琉球大學的學生社團「中國語俱樂部」也請他教授國語，那時在「中國語俱樂部」向他學習中文的一名琉球大學的學生城間源一，在我的外公回到臺灣之後，參加了另一個交換學生的計畫，來到臺灣並且住進我的外公鄭曾祜家，進一步學習中文。
我曾經提過一位教我漁獵技巧的日籍uncle，就是這位城間源一先生；他在我幼年還拿不動釣竿的時候，就在床上拿筷子教我釣魚的技巧，當然那時釣技的教學只限於理論。附圖中有一幅全家福照片(攝於台北市和平東路)，前排我的外婆手中抱著的就是我，後排中間那位就是城間源一先生，他始終與我們保持深厚的友誼並且當他有空的時候會來看我們，2003年他再度來訪的時候送給我一幅琉球書法家的作品，就是圖中的這一幅「有心人」，城間先生後來經商，並且進行一些翻譯工作。那時參加教換學生計畫的除了住到我外公家的城間先生，還有住到對門張甘棠教授家的砂川夫婦，他們也都成為我們家族的世交好友；砂川先生後來成為醫生，這裡有一段砂川夫人2010年來訪的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8ROVn8gHjE ，影片中有紗川夫人、夫人的朋友吳牧師、我的外婆鄭陳麗艷女士和我劉天倫 Frink Lau ，攝於臺北市的廈門街( 雖然父系方面我也有一位堂姐嫁給日本籍的松永先生但和這一段交換學生的故事完全無關  )。
劉天倫 Frink Lau 的外公鄭曾祜後來也為了許多別的事情去過許多其他國家服務，他的足跡幾乎踏遍各洲。從進行抗日到去日本教書，從來臺接收到與外婆結婚，我一直視我的外公為和解的典範。雖然我的外公鄭曾祜說得一口京片子，在我小的時候他要求我以臺語(或稱閩南語、河洛語)稱呼他和外婆「阿公、阿嬤」，而不是國語的「外公、外婆」，當他和外婆說話的時候有時喜歡使用日語和臺語(或稱閩南語、河洛語)；反而是我的外婆儘可能地使用國語和我們交談，他們以使用對方熟悉的語言表示尊重與愛意。
在寫這篇劉天倫 Frink Lau 2012 和平紀念日隨筆前兩天，我曾經和我的外婆鄭陳麗艷一起回憶這些往事，重新確認一些細節。就我所知在大陸有一些提及我外公鄭曾祜的記述並不正確。在臺灣剛剛開放大陸探親，我的外公第一次返鄉時，大陸的親友曾經送給他一些談及他的出版品，那時他攜回來我們祖孫倆一起看，就發現有一部份並不是完全正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即使是蔣家後人比如蔣友柏，也要「趴在地上做生意(蔣友柏語)」，劉天倫 Frink Lau 在這一篇談這些陳年往事，理當對世局不會有什麼太大影響，只是我這個當孫子的並沒忘記外公、外婆的這些事，所以把它們寫下來，往後好傳給自己的子孫。


劉天倫 Frink Lau 印地 龜樂堂 2012年2月28日寫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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